摘要：因此，见诸西方法学著作中的一些关于法的发展规律和模式的总结，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发展规律，西方法的模式也只是多种多样的法的模式的一种。 ...
35年来，迫于快速追赶世界法制化进程的需要和基本国情，我们采取了成文法的建构主义路径，通过大量的移植、仿制方式，予以引进、创设和阐释。
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也许可以说，戴震仍旧是《宋史》所称的道学家，只不过他并不同意朱子学的基本假设。
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18] 但邓实、李天纲和许苏民等都主张戴震思想和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天主教神学存在直接关系。戴震也不是什么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者，这样的高帽子太破败的，而且那些称号往往意味着戴震所反对的欲望的过度扩张。徒爱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于父子夫妇兄弟。而戴震对现代法字所涵盖的各类规范的理解，恰能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感、逻辑性和条理化，这才是最为关键之处。
[3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二一。[8] 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都有关于戴震反理学思想的讨论，参见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90-96页，并见脚注5。[18] 《风俗论》，第461页。
形象一点说，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一个圆，社会的一切皆在圆中。法条也好，司法也罢，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这种探索、学习与吸纳为中国近代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法向近代的转折开辟了道路。百余年来，我们的研究一直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进行。
比如在中西法的比较中习惯以西方法的理论、模式为标准来割裂传统法的有机组成 ;在论述传统法内容时局限于刑 ,而基本排斥了最具特色的礼 ;过分强调法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忽视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法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受国学熏陶的学者对古代法与传统的把握并不困难。
二、比较法研究方法的缺陷 比较法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可以分为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es Encylopaedia Britannice）对微观比较法研究和宏观比较法研究的解释如下： 前者的目的在于分析同一法系的各种法律。中国古代社会的礼由血缘社会规范演变为官僚政治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恰好证明了法的这一普遍发展规律。梁启超这样比较了中西法的不同： 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而法律日减，不足资约束。当我们捧读西方启蒙学者的著作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古希腊、罗马的神往和复古的激情。
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宏观学者则不同，他在比较时必须按照新的标准去思维。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第一是，中国的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贯注在这些礼教上了。
谏官陈子昂在分析了案情后主张对徐元庆先处以死刑以正国法，再树碑立坊旌其闾墓以表彰孝道。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 以上节文表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礼与法关系理论上的主流认识。
比如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依次经历了神判法时代、习惯法时代和法典时代。文中所言的秦汉以来的此学与西方的法家之学，各自的概念含混，内容更是大相径庭。
又：严复译本，题为《孟德斯鸠法意》（上、下册），收于《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新出版。取舍二途，若为科结？ 这一道判问显然涉及到礼与法的关系。【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 ,传统法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法治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法的追求目标是社会的和谐，法的核心是源自人类天性的人情。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继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滋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暑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大同之域。判词否定了为母乞福而行盗是合礼之举。
由此看来，这样的理解也许更合理：中国传统法的发展在表现出法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如敦煌文书P3813卷为唐初时的判集，存判文19道：判文皆采唐代事例，引律令条文为断，而所标之人名，或拟于古人……盖系取材于现实，而又加以虚构润色者。
困难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习惯了用批判代替对传统的研究。法的发展模式过去不是、现在与将来也不应该是唯一的。
[37] 参见《折狱龟鉴？卷四？议罪？马宗元诉郡》。过于关注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矛盾是20世纪以来解读传统法的最大失误，而导致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对传统法的整体结构、传统法中的主要概念缺少梳理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开始了中西法的比较。
这种以西方法为标尺衡量中国传统法的短长，在研究之始已经预设了西方法的合理，其结论也自然是将西方法中有，而中国法中无的，视为中国法的缺陷。于是争讼成了绝对的坏事，法律亦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唐律疏义》卷一《名例》疏议：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文明与野蛮、进步与保守的标准是用欧洲模式来衡量的。
曾经有过擅弄兵权的君王，竟敢诉诸武力来实行独裁专制，结果军队不愿受命被利用来祸国殃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武器，背弃那些君王。唐代武则天时发生过一件著名的徐元庆复仇案。
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顺从他们的君主，因为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深知统治者和他的臣民的职责是相互联系的。
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类型划分另有标准，比如从宏观上说礼与法、从法的体系上说汉代的律令科比，唐代的律令格式等等。因为这两种饮料各有特色，而且适合不同人不同情况下的口味。
至少西周时，王室与各诸侯国已经有了专门记述历史的史官。[26] 平涅尔可德（刑法）Penal code.-原编者注 [27] 劳士（法）Laws-笔者加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它强调绝对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宇宙之间的洽合无间。
中西法的道理是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这种变革发展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种失望、迷茫和犹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治在形式和表面上被全社会认同后，人们却有了一种不曾有过的缺乏自信的不安，则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这类社会中的成员，认为违犯了一条宗教命令应该用普通刑罚来处罚，而违背了一个民事义务则要使过失者受到神的惩戒。
中国传统法方面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掘和利用。要知道这些伦理戒律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悠久而令人赞佩的教育制度的基础。
